家庭情況
李世軍靜寧縣雙峴鄉張門村(解放前稱雲萃鄉)人。祖上以農為業。父名鍾泮,字早勤,清末秀才,同盟會員。母朱氏,溫存善良。原配夫人吳氏生一子,後又與甘雨湘結婚. 1980年6月,老伴甘雨湘病逝,告別南京,到北京定居,1984年9月,擔任國務院參事,1989年6月病逝,終年88歲。
生平
1919年考入甘肅省立第一師範學校,參加了蘭州地區的學生運動。
1920年師範學校畢業後,曾任國小教員、報社編輯。
1922年考入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後改學教育專業,曾受教於魯迅先生,學習期間參加創編《新隴》刊物,宣傳“新文化運動”和“三民主義”。
1923年加入中國國民黨,併兼搞北京市黨部的工作。在國民黨北方執行部負責人李大釗、丁惟汾直接領導下,他積極參加北平學生反帝、反軍閥的活動,任北平師範大學學生會主席、北京學生聯合會代表兼宣傳幹事,與國民黨老右派組織的“孫文主義學會”開展尖銳鬥爭。主持師範大學由國共兩黨黨員合辦的“平民補習夜校”,組織師大的學生軍團,擔任第二大隊隊長,在校內外積極活動,組織學生同北洋軍閥政府的喪權辱國行為作尖銳鬥爭。
1924年12月,李世軍到天津接受孫中山先生的召見,並派他赴甘肅宣傳《北上宣言》,在平涼、天水兩地發展了一批國民黨員,組織了北方執行部直屬兩地區分部。
1925年3月返回北京後主編北京市黨部《國民新報》。
1926年1月代表北京市黨部出席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會後被派為甘肅省黨部籌委會主任委員。
1927年4月應馮玉祥邀請,先後任國民黨第二集團軍總政治部科長、處長,寧夏省政府委員兼教育廳長,河南省政府農工廳廳長,並參加了馮閻倒蔣的“中原大戰”,任馮部政治部部長,戰爭失敗後,東渡日本學習軍事知識。
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李世軍應馮玉祥電邀回國,赴甘肅策動反對蔣介石軍事政變未遂,回靜寧老家暫住。1932年,因病去北平療養,受鄧寶珊委託去山東向馮玉祥代陳楊虎城將軍派駐甘肅行署主任事宜。同年9月國民黨監察院長於右任先生邀其去南京,任國民黨中央黨部政治設計委員會委員。
1933年起先後任宋哲元將軍駐南京代表、二十九軍駐南京辦事處處長、第五戰區軍風紀視察團團長等職。同年5月回家探親,途經蘭州,適逢國民黨在蘭選舉全國第四次代表大會代表,當選為甘肅代表。
1934年1月,奉監察院命令去華北巡迴視察,在北平訪問了張學良、于學忠及二十九軍將領張自忠、馮治安等人,彈劾了個別地方官員。
1935年,李世軍出席了國民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
1938年初,李世軍以監察委員的身份在武漢組織難民收容工作。7月任第五戰區軍風紀視察團副團長,隨團長於右任進行視察慰問工作。8月以監察委員名義彈劾閻錫山剋扣傅作義部隊軍餉事件,並以監察院監察委員兼江蘇監察區監察使身份,提案彈劾汪精衛與“偽滿”“通郵通車”事件,並建議國民黨委員放棄挖掘蘇北運河大堤的阻敵計畫。
1939年任甘肅省建設廳長。
1942年調任國民黨軍委會中將參議兼重慶戰時運輸統治局財務處長。
1949年上海解放前,他參加了立法、監察兩院部分委員促成國共和談活動。南京解放前夕,他深感國民黨政府腐敗無能,國家前途無望,依然留在大陸,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為人民貢獻力量,受到了黨和人民政府的讚許。解放後,曾任中國人民救濟總會南京市分會副主席、南京市人民委員會政法委委員會委員、南京市政協副主席、南京市民政局長、江蘇省政協常委、江蘇省人大代表、民革中央委員、民革江蘇省副主席、中山陵管理委員會委員等職。
1951年3月參加中國人民赴朝慰問團在朝鮮前線慰問志願軍和朝鮮人民軍。
1957年被錯定為“右派”。
1979年9月中央給予平反改正。
1989年6月病逝,終年88歲。
“三一八”慘案紀實
一九二六年,北洋軍閥段祺瑞製造"三一八"摻案,殺害無辜青年學生。我當時曾參與學生示威遊行的組織工作;慘案
發生時,我也身在現場。這個慘案是段祺瑞及其幫凶蓄意策劃的一場血腥大屠殺,絕不是如《文史資料選輯》第三輯上楚溪春先生所寫的那樣,是什麼偶然發生的"意外不幸事件"。下面我以自己的親身經歷來作一個證明。
"三一八"慘案的直接導火線是三月十二日日本軍艦炮擊大沽口事件。但是,在大沽口事件發生以前,段祺瑞早就殺氣騰騰地決心要向愛國青年學生開刀了。當一九二五年段政府教育部因禁止紀念"五四"遭到學生反對之後,段棋瑞在下令"整頓學風,嚴肅紀綱"的同時,曾在《甲寅雜誌》(第一卷第十八號)上發表了一篇題為《二感篇》的文章,其中有下面一段話,
"最奇特者,人之所無,而我更有澎湃之學潮,可謂新之又新。·…¨倘不加制裁,胡可以安良善?鄭子產曰:水懦民玩多死焉。故唐堯四凶之殛,孔子少正卯之誅……不得已而出此,是必有故。"
這篇充滿殺機的文章發表之後,接著公布了“決不姑貸”的整頓學風令:"倘有故釀風潮,蔑視政令,則火烈水懦之
喻,孰殺誰嗣之謠,前例具存,所宜取則。本執政敢先父兄之教,不博寬大之名,依法從事,決不姑貸。"與此同時,段政府的國務總理賈德耀也致電西北邊防督辦張之江(此時馮玉祥已下野),要他對“受赤化之毒“的北京愛國青年學生"嚴加管束",實行鎮壓。三月六日,張之江致電段祺瑞,誣衊學生愛國運動說:"學風日下,士習日偷。··…¨請執政設法抑制。"三月九日段政府復電"嘉許",電文中有"維持秩序,轉移風化,亦為地方軍警之責"等語。
從三月初起,北京空氣頓形緊張。公共娛樂場所及各大學所在地區,翠花胡同、南花園、東交民巷蘇聯公使館前後,布滿了頭戴黑呢禮帽、身穿灰布大褂、鼻樑上架著墨鏡的密探。馬路上,不時有陌生的人在後面叫你的姓名。但是,愛國青年學生不但沒有被段祺瑞的白色恐怖所嚇倒,鬥爭情緒反而更為激昂。三月十二日,學生、工人及廣大市民民眾在紀念孫中山先生逝世周年大會上,高呼"中山先生革命精神不死","打倒帝國主義","取消不平等條約","誓不買賣日貨","打倒賣國軍閥"等口號。段祺瑞的繩騎四出,如臨大敵,當時雖末動手,但殺機畢露,大有一觸即發之勢。
三月十二日,日艦炮擊大沽口訊息傳出的當天,北京學生聯合會已決定在三月十六日示威遊行。迨十五日八國聯合武
裝干涉中國內政的通諜提出後,更加激起京津及全國人民的憤怒。十六日請願遊行的主要目的,是要求政府嚴厲拒絕"八國聯軍"式的最後通牒。
十六日凌晨,馬神廟、沙灘、廠甸、石附馬大街、清華園、南溝沿、順城街、府右街、二龍坑、朝陽門大街一帶大專學校所在地區,被大批荷槍實彈。手持鐵包木棒的步騎警察包圍。上午九時,各校學生按預定計畫,手持"反對帝國主義干涉中國內政"、"支援大沽守軍"、"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廢除辛丑條約"等標語的小紙旗,列隊向天安門出發。遊行隊伍在各校門前即遭到武裝警察瘋狂截擊,師範大學、女師大、清華等校的同學,受重傷者四十餘人,僅師範大學受重傷的就有黃道等十餘人。相持到黃昏。警察撤走後,才將受傷同學送醫院救治。
當晚,學生聯合會在翠花胡同八號召開緊急會議,參加會議的有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北京執行部、國民黨北京市黨部及各校代表基層組織負責人共三十餘人。會議決定三月十八日上午九時仍繼續舉行第二次請願示威遊行。
十七日,段祺瑞為了進一步製造殺人的藉口,曾在《順天時報》等報紙上大肆誣衊昨天學生的請願遊行是"赤化分子的暴民行為",誣衊赤手空拳的學生 "手持鐵皮包的木棒等武器打傷警察",等等。學生聯合會為了預防敵人破壞遊行,事先曾作了一些組織工作:接地區分別組織宣傳小組;參加遊行的人預先編定小組,在遊行時手挽手地前進。
十七日這一天,空氣異常緊張,段祺瑞的狗腿子四出散布恐怖氣氛,恫嚇學生,說如果再遊行,政府一定用武力制止。記得當天中午,我突然接到父親的朋友打來電話,要我馬上到他家有要事面談。他見到我,帶著驚慌的口氣對我說:"剛才有個常到我家揩油抽大煙的偵緝隊上的人,是外右二區的偵探長,對我露了幾句話,我很替你著急。他說這幾天很麻煩,上面有密令,要他們好好盯梢。明天如果學生遊行時,要幹掉一些搗亂分子,給那些整天胡鬧的學生看看顏色。"他還特別提醒我說:"這話不假啊!昨天老段方面有個朋友也對我說,段老總這兒天火氣很大,表示決心要殺一些'赤化搗亂分子'。你可千萬要小心啊!"
我馬上到翠花胡同八號國民黨北京市黨部,把這個訊息告訴了部里的人,大家決定仍按既定計畫進行。
十八日上午,我們在天安門前舉行民眾大會,記得到有北京大學、師範大學、女子師範大學、醫科大學、交通大學、工業大學、清華學校、農業大學、法政大學、中國大學、朝陽大學、燕京大學、中法大學、美術專門學校、通才商業學校、志成申學、師大附中等校的學生,此外還有京綏鐵路及財政部印刷局的一部分工人,共約二千餘人。大會結束後,隨即出發遊行,經東長安街、東單牌樓、米市大街、東四牌樓,然後進入鐵獅子胡同東口,在"執政府"門前廣場列隊請願。
遊行隊伍在行進中;劉清揚帶頭高呼口號,民眾情緒異常激昂。沿途馬路兩旁,人山人海,紛紛脫帽鼓掌表示支持。
十二時許,隊伍到達"執政府"門前。這時,北新橋以南,交道口以東,鐵獅子胡同東西兩口,"執政府"東西轅門及大門口,早已密集全副武裝、殺氣騰騰的軍隊。遊行隊伍在"執政府"門前排列站定之後,派代表向帶崗守衛的軍官說明要求會見段祺瑞。等了半小時,一個軍官出來兇狠狠地說,"執政有病休息,不在這裡。"接著又用威脅的口吻說:"你們趕快走開吧。"代表們仍然心平氣和,一再說明請願只是反對帝國主義干涉內政。這個軍官拒不答覆。從他那副冷酷陰森的神情看來,好象他在等待著什麼舉動似的。
當代表們繼續要求會見賈德耀時,我跑到軍隊後邊的石獅子上去拍照,發現軍隊所持的步槍里已經裝上了子彈。我意識到情況很嚴重,要同學告訴代表們注意。當我剛剛拍了一張遊行隊伍的照片後,突然聽到 "執政府"門樓的窗戶里向外叭、叭、叭地放了三槍(手槍聲),大屠殺的信號響了。大門口的軍隊立即行動,東西兩轅門的衛兵也同時開槍,對準民眾平射,槍聲密如連珠。不到兩百平方米的空場,剎那間變成了屍山血海。
我和鄧飛黃先沖向東轅門,可是轅門口的軍隊正在密集開槍,死傷的人堆起很高,沖不出去,只得轉到廣場南面的影壁背後躲避。這時影壁背後的馬廄里,已經堆滿了倒下去的人,有的還在掙扎,其中有我認識的幾個北大、女師大同學倒在馬槽下,只見一個軍官還用駁殼槍繼續對準他們射擊。持長槍的士兵繼續開槍,有的士兵大概因為人太擠了,回不過手來開槍,便用木棒對著受傷倒在地上的人狠狠地打。我看沖不出去了,只好伏倒在影壁下和一堆死傷者趴在一起。過了一會兒,不知是誰把我拖了一把,說,"趕快從西轅門跑啊!"我被提醒了,便跟著向西擠去。子彈呼呼地從頭頂亂飛。擠到西轅門□,看見死傷的人比東轅門口更多。正在猶豫間,看見離我大約五十米的海軍部門前的士兵忽然臥倒了,準備繼續射擊。我連忙跳出西轅門,沿鐵獅子胡同向西跑,子彈仍然不斷掠空而過。
我在路北一家大門口躲了片刻,只見人們象潮水般向西跑。不久,槍聲漸漸稀了,跑的人也少了,只有一些受了份的人,鮮血直流,一拐一拐地向前掙扎。我看見師大的一個同學足部受傷,便扶他出了街口,找到一輛洋車讓他乘上。他說:"我的傷不要緊,還有爬不動的,你進去看看。"我又折回向東走,在海軍部門前被擋住了,只得繞道返回翠花胡同。那時已有許多同志到了,一個個憤慨萬分。看看錶,已經四點鐘了,大家商量如何搶救受傷同學,我們拉下一塊白布窗簾,用紅墨水畫了個大十字,挑在竹竿上,十幾個人直奔鐵獅子胡同。跑到東轅門口,仍被持槍的軍隊攔阻不許入內。此時,來搶救的人聚集很多,有人憤慨地喊道,"人打死了,還不準我們抬走啊!"於是接著就有人喊"衝進去啊!"軍隊立刻拉開槍栓,對著我們。
正在相持不下時,有人提議找紅十字會,我們便跑到北京紅十字總會,請他們出面交涉。我們這才隨著他們進去,救出奄奄待斃的七個人,分別送協和醫院、同仁醫院搶救。其餘的死者堆在東牆根下,軍隊禁止我們去看。
已經八點多鐘了,我們決定先分頭回到各校,清查死傷人數和姓名。我回到師範大學時,黃道、邵式平等,正在學生會辦公室商量對策。當時,只有范士榮還沒有訊息。范士榮是和我同住一寢室的同學,等到深夜十二時仍不見回來。我約同楊春洲冒著風雪到宣武門外雲南會館及他平日可能去的地方去找,結果都沒有找到。第二天(三月十九日),學校停課了。清晨,我和楊春洲杯著沉痛的心情去到鐵獅子胡同。一進轅門,觸目驚心的是一排一排的薄皮棺材擺在東牆根下,棺蓋上覆著一層薄薄的雪。地面上的雪消了,一灘一灘的血跡,顯得格外刺目痛心;影壁上的彈痕,密如蜂窩。有的棺材上標著姓名,有的沒標。我們先查看標著姓名的棺材,都沒有范士榮的名字。回頭再把未標姓名的棺材,一個個揭開來看,仍然沒有發現范士榮的屍體。最後發現一個標著姓張(名字記不得了)的棺材,有一角衣服露在棺蓋外面,我們認出這是范士榮的衣服。打開一看,果然是他!
當時被打死的共有四十七人,除范士榮外,其他四十六人的姓名,我所認識和記得的只有劉和珍(江西)、李兆珍 (湖南)、李敏學(甘肅)、楊德群(湖南),其餘的現在記不清楚了。我還記得,有廣東國民外交團的兩個白髮蒼蒼的團員,也死於非命。受重傷的一百五十七人,輕傷的一百餘人。慘案發生後,劊子手段祺瑞為了開脫責任,掩飾其血腥罪行,竟然在大屠殺的當天發表了一遍顛倒黑白的公告,說這次慘案是"李大釗等率領暴徒數百人,手持槍棍,闖襲國務院,潑火油,拋炸彈,手槍木棍衝擊軍警,各軍警因正當防禦,致互有死傷"。
但是,誰能相信段棋瑞這種騙人的鬼話呢!這正如魯迅先生所指出的:“墨寫的謊話,決掩不住血寫的事實。”
(一九六三年十一月)
評價
李世軍先生熱愛祖國,熱愛中國共產黨,是偉大革命先行者孫中山先生的忠實信徒。他熱望台灣回歸祖國,完成祖國統一大業,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內,做了一定的工作。他智勇雙全,閱歷較深,政治經驗豐富,國共兩黨要人,特別是國民黨的黨、政、軍重要領導人,都和他有過交往,和馮玉祥、于右任、鄧寶珊等著名人士,關係更為密切,是近代以來我縣出生的一位著名政治活動家,是位知名的愛國人士。在任何環境下,總是光明磊落,剛正不阿。正如夫人甘雨湘說的“是位打掉牙齒能吞血的好漢”。粉碎四人幫以後,他衷心擁護中國共產黨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方針和政策。十年改革以來的一派生機景象,更使他興奮不已。晚年,先生已屬耄耋之年,因病半身偏癱,仍然努力盡職盡責,對政府工作提出有益的意見和建議,撰寫文史資料及回憶錄。他特別關心家鄉建設,關懷家鄉父老的生活,對到北京看望他的家鄉人員,都一一熱情接待,愛談家常話,是位熱愛家鄉的老人。